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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6cc香港报码郭戈: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和基
发表时间:2019-11-06

  教材,又称课本、教科书,是一门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即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编写的教学用书。统编教材,主要指中小学或基础教育的统编教材,也称“部编教材”“通用教材”,旧称“国定教科书”“统一教科书”,是在一个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指导下,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我国统编教材开始于清末,发展于民国,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编统用则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忘初心、方显本色,牢记使命、方得始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梳理和总结我国中小学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主要政策和基本经验,对于新中国教材史的建设大有裨益,对于新时代的统编教材工作也很有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启蒙用的课本是“三百千千”,读的是“四书五经”。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外院效法西洋,编了国文、算术、历史、舆地、格致等课本,这便是打破老传统、把各门知识较有系统地编为教科书的开始。此后,又有了“国定制”和“审定制”的不同呼声——一派认为教科书须由国家统制,应开设译局,官方撰写,编为定本,请旨颁行,供学堂统一使用;另一派则主张教科书宜采官民协济之法,兼有民间自行编撰,交由学部审定颁行,只要能依国家所定科目者,各省皆可行用。1904年清廷颁布的新学制(“癸卯学制”)规定:“须用官设编译局编撰,经学务大臣奏定之本;若自编教科书,须呈学务大臣审定,始准通用。”民国期间,情形也大致如此——一方面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即教育部公布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各出版机构遵照标准自编课本,呈教育部审查通过后发行全国供学校选用;另一方面官方也不断推行统一的“国定教科书”或“部编教科书”,但实际效果不佳,过程蜿蜒曲折,愿望基本落空。归纳起来,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40年间,旧中国推行统编教材政策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在1909年(宣统元年),清廷学部把编译图书局(1906)所编的初小国文、修身教科书各二册招商承印,这便是我国部编教科书的开始。1910年,学部已编完修身、国文、算学、珠算、手工、图画、体操等初小课本共计93册,并计划继续编撰高小教科书。但该教科书还没怎么使用,清朝就灭亡了。

  第二次是在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设立教科书编纂处,旨在编辑国定教科书,编纂员熊崇煦、陈润霖、李步青(李廉方)、黎锦熙等编订了初小国文读本纲要和国民学校修身教科书(三册)。由于当时国内形势纷乱,军阀混战,又遭遇袁世凯复辟,故此教科书仅昙花一现。

  第三次是在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会议议决教育部自编统一的教科书,教育部组建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特约一批专家编写了由国立编译馆审定的小学国语、算术、自然等教科书。这时各大出版机构都在竞相发行销售自己的课本,对部编教科书采取不合作态度,部编教科书没有自己的一套发行体系,自然不易推行,后不了了之。

  第四次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借时局动乱之机推行“四科教材统一”政策,规定“中小学及师范学校所用之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应由国家编辑,颁发应用”,“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于是在1941—1942年,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和国立编译馆编纂了一套国定教科书,交由商务、中华、大东、世界、正中、开明、文通七家书局联合委员会(简称“七联处”)共同负责出版发行,在国统区学校强制实施、全面使用,同时规定各书局编印之版本一律停止发行,以收统一之效。其他各科教材各校可自由选用,但必须依照课程标准编辑,送教育部审定,且每一科目以审定最佳者至多四种课本为限。实际上,真正使用国定教科书的学校很有限,而且已出版的部编教科书也尚占少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掀开了我国统编教材事业的新篇章。1949年以后,以解放区的教材制度为依据,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将全国教材的编写、审定、出版、发行权全部收归中央。70年来,全国中小学基本上实施的是统一的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使用的基本上是国家统一供应的、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统编教材,但是教材的统一政策经历了多次变化和反复。归纳起来,主要有四轮。

  第一轮是在建国之初(1949—1957),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而提出并编写了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这一轮先后编辑出版了三套通用教材:第一套是供1949年和1950年秋季入学使用、先后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出版总署编审局改编和审定、由新华书店出版的教材。这套教材只编了部分学科,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国使用,仅为我国统编教材的先声。第二套是1951—1953年秋季入学使用、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责成新成立的人教社重编或修订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人教版第一套教材)也是过渡性的统编教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新编写”,主要取材于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中小学课本,并且编译了苏联的部分课本,但“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第三套是1954—1956年根据新形势要求,由教育部责成人教社代教育部拟订中小学教学大纲,并据此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这套教材(人教版第二套教材)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汇集全国之力重新编成的优质统编教材。“一般反映,新编的课本比1953年以前的课本好,有进步。无论在科学性、系统性或思想性方面都加强了。同时编出了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书,对教师教学有一定帮助。”

  第二轮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调整时期(1961—1965)。1958年“”开始,各地纷纷自编教材并出现一些问题,如“程度偏高,内容偏深,在结合实际和政治方面有片面性,有些学科在改变学科体系方面也有缺点”。为此,经中央文教小组批准,根据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编写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材的意见》,由教育部责成人教社组织编写了新的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这一轮先后编写出版了两套通用教材:第一套是1960年开始编写、196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少数试行十年制学校试用的中小学实验教材(人教版第三套教材)。第二套是1962年开始编写、1963年秋季正式供应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人教版第四套教材),但这套教材只出版了一部分,后来根据要求进行两次修改和精简,因遭遇“”而未在学校使用过。

  第三轮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结束后,同志恢复工作即分管科教工作,要求尽快编写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材。到“一纲多本”乃至“多纲多本”的教材多样化政策为止,统编教材一共编写了三套:第一套是在拨乱反正时期,又一次大规模从全国抽调专家和教师组成编写班子,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形式开始编写,于1978年秋季在全国供应中小学各科教材(人教版第五套教材)。第二套是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六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又编写了新的十二年制中小学通用教材(人教版第六套教材),并于1982年秋季开始向全国供应。第三套是1986年国家教委委托人教社等单位对全日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进行全面修订,人教社据此对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修订、改编后(人教版第七套教材)于1987年秋季陆续出版发行。

  1988年,国家教委颁发《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提出“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多样化”,开启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材“一纲多本”和教科书建设多样化的新阶段。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之后,中小学教材又在“一纲多本”的基础上呈现“多纲多本”的局面。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进一步提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把市场竞争全面引入教材编写和出版领域,加速了教材多样化进程并达到高潮。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实现教材多样化的主体由之前的教育部或者人教社转化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出版社。但由于人教社有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编写队伍的保障,其在教材多样化时期先后出版的几套教材仍然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份额的半壁江山,高中教材则占了大半壁江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流教材”。

  第四轮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小学三科教材国家统编统用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工作极其重视,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强调要重点编好中小学三科教材,实行国家统编、统审、统用。根据中央要求,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三科教材,2017年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于当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投入使用,三年内实现全国覆盖。并且,2019年完成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编审工作,从今年秋季高一年级起使用新教材。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统编教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综上所述,可见自清末至建国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有统一“国定教科书”或“部编教科书”的意愿和行动,但由于旧中国持续的内忧外患和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其统治力、控制力和执行力不断衰减,加上教材质量不佳等原因,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相反,新中国70年的统编教材最持久也最成功:不仅几次成功组织编写了多套全国通用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并做到所有地方、全部学子都使用上了统编教材(包括“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而且在实施统编教材政策过程中还能够做到能放能收、收放自如。

  统编教材政策既是新中国多项统一建设的新政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一个优势。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崭新国家和制度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建立适应新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文化教育体制和课程教材制度,也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工具和培养接班人的重要载体的教材或教科书,其指导思想、政策取向和制度设计也势必发生相应的巨变。对此,党中央早在建国前夕已有谋略和部署,之后又进一步从出版和教育两大事业着手确定统一教科书的政策。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迅速扩大,中央对出版工作作出了“要集中统一”的方针;同志建议要迅速组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以供应新解放区使用。1949年2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平津解放后,“对出版规划来说,首先应该统一的是出版,如教科书、马列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要赶紧做到统一出版”。中央决定成立出版委员会,明确指示:“出版工作需要集中统一,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要统一出版,首先而且顶重要的就是统一版本。……首先是出版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其次是教科书,统一版本,也就是从这几类东西开始。”即便是“在老区,教科书一向是由各个地区自行编印的,正是因为分区编印,不仅教材不一致,课程标准也不一致。现在,各个解放区早已由分割状态连成一大片,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统一的课程标准,特别是统一的教科书的需要,就更加迫切起来了。”新中国一成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又强调指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

  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要“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会议开幕词中说:“在我们面前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这就是摆在我们全国教育工作者面前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钱俊瑞副部长也说:“我们的各级学校和一切教育机关都应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政协的规定,按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标准,严肃和认真地审查自己的内容,坚决地和稳步地改造现在教学的内容,创造新的教学内容,使之适合于工农劳动人民及其干部的需要。这是今天新中国的一切教育工作者的严重任务。”从此以后,中小学教材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实行“编审合一、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全国集中统一制度。

  即便是在“”时期,教育部组织编写统编教材的职能和责任在文件上也并无根本变化。195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指出,今后教育部的任务之一是“组织编写通用的基本教材、教科书”。1959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有关教育的几项决定,其中之一是,体制下放后,中央该管的事,如基建、高等学校教师配备、学制、课程设置和课本等,必须管起来。在会议上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小学教材。”上述这些出版和教育的大政方针为新中国中小学的教材制度和政策取向定下了“基调”,也提供了根本遵循。

  统一教材的大政方针确定后,就需要分层次地解决统编教材建设的依据问题。一方面要明确教育方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目标、性质、任务、学制、结构和办学模式,这些是教材建设的必要前提和基本遵循;另一方面要规定中小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这些则关系到教材建设“教什么、何时教、怎样教”的核心问题,是统编教材编写最直接的依据和遵循。建国之初,教育部几次颁布中小学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以此为根据,人教社先后改编或编写几套全国通用教材。此后几十年,为了贯彻全国统一教材的大政方针,做好教材编写工作,中央教育行政部门主要从以下两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教材或教科书编写)开展了教材依据的建设。

  首先是教学计划,即指导和规定学校教学活动的文件,包括办学需要遵循的方针政策、各个学段需要达到的目标和完成的任务、设置课程的指导思想和各年级设置的课程、每门课程的时数及其年级分配,每学年学期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劳动、社会实践分别占有的时数和总时数,以及每个阶段分别占有的时数和总时数。除了“”三年、“文革”十年和教材多样化时期之外,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中小学教学计划达20多个,成为制订相应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撰各科统编教材的主要依据。

  其次是教学大纲,即课程标准,主要规定开设的课程及其基本要求和内容要目,是国家教育部门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统一制定的指导每门学科或课程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是编写各学科教材和教师进行教学的直接依据。自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来,我国中小学课程管理均采取中央集权制,中小学课程的目标、设置、内容都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的。其中建国70年来,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共颁布了11套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为统编教材以及多版本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指南和基本遵循。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和各科教学大纲,有按教学计划和各科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因此教学秩序良好,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建国前中央教育行政部门都有国定教科书编审机构,清廷学部设有编译图书局(下设编书课、译书课),北洋政府教育部设有教科书编纂处(编审处),南京政府教育部设有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和国立编译馆。新中国也先后设立了规模更大且更规范、专业、系统的教材专业机构,为统编教材编写和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为了解决1949年秋季中小学开学时教学用书问题,中央于1949年4月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任主任,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成员主要由来自国统区开明书店的名编辑和解放区的教育干部组成。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所以这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便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但“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建国后,这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入出版总署编审局,任务仍然是根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审订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课本,并修订了一套新的中小学教科书,成为建国后第一套在全国较大范围使用的课本,可谓统编教材的先声。

  1950年12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成立了专门编写、研究和出版教科书和一般教育用书的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组建的人教社由多个部门构成:出版总署编审局一处、二处和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并且人民教育社、新华地图社和新华辞书社附设在人教社。毛主席亲笔题写社名,首任社长、总编辑为叶圣陶(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出版总署撤销时又改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教社负责教科书的编审部设有总编室和六个学科编辑组,按照总编辑、副总编辑、编审、编辑、助编配备专业人员。1953年编辑组扩充为十个编辑室,计有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历史、地理、理化、数学、生物、教育、工农教材、辞书等。1955年后,又先后增加了政治、汉语和外语等编辑室。自此以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人教社作为国家唯一的课程与教材专业机构,在教育部领导下,一直承担着我国基础教育教学大纲起草和统编教材的研究、编写、编辑、审查、出版和发行(主要是租型)工作。

  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办公室(1999年5月更名为“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工作办公室”)成立,同时成立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其目的是在统一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实现教材的多样化;其任务是负责审定全国中小学各学科教学大纲,经省区市教育部门、重点高校审查推荐的教材,以及人教社等单位编写的教材。颁有教材审定工作章程和审定标准、送审办法等。这是我国第一次建立的审定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权威机构,意味着建国后几十年统编教材的“编审合一”体制到此结束。

  2017年7月,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同时设立教材专家委员会,主要职责是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重大问题,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以及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国家教材委办公室设在教育部,由教育部教材局承担办公室工作,随后又成立了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这把教材建设和管理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层级,体现了国家对教材工作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早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教材编审局时期(1949—1950),中央对于统编教材编审人员的配备都是极为重视和深谋远虑的,可以说汇集了一批当时教材编辑领域的精英。既有来自国统区开明书店的知名教材编辑,如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刘熏宇、蒋仲仁、丁晓先、田世英等,又有老解放区的优秀教育干部,如胡绳、金灿然、叶蠖生、王子野等,还有进步学者、民主人士周建人、孙起孟、朱文叔、朱智贤、方宗熙、姚韵漪等。此外,还接收了国立编译馆多年从事教材编审的一些人,如隋树森、陈同新、许南明等。

  同样,中央对于承担国家统编教材编审和出版任务的人教社成立之初的队伍建设极为重视,不仅上述这些教材编辑和专家大部分随着机构改革留在了人教社工作,而且根据工作需要又调入了一批学有专长者。首先,领导班子阵容强大。截止到1953年,先后有教育界、出版界知名人士叶圣陶、柳湜、辛安亭、刘皑风、朱文叔、宋云彬、刘薰宇、朱智贤、魏建功、吕叔湘、曾世英、金灿然、高云屏、吉少甫、张萃中等到社全职或兼职工作,直接参与或组织领导统编教材的编写、修订、审查和出版工作。其次,编写队伍也初具规模。如语文的刘御、蒋仲仁、王微、蔡超尘、隋树森、张中行、杜子劲、张传宗、孙功炎、洪心衡等,历史的丁晓先、王芝九、张允和、李赓序、李纯武、王剑英等,地理的田世英、颜逎卿、周光歧、储亚平(兼职)等,生物的方宗熙、濮源澄、李沧、江乃萼、任树德等,数学的霍德元、曹飞羽、奚今吾、管承仲、朱美琨等,理化的陈同新、许南明、吴范寰、周芬、张同恂等,工农教材的许洁如、鲍永瑞、张星五、茅仲英、何慧君等,辞书的朱冲涛、李伯纯、刘庆隆等,俄语的丁酉成、王祖悦等,教育学的陈侠、熊承涤等。

  在新中国统编教材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调人、会战、留人颇值一提。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3年5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全国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随后中央组织部、教育部据此从全国各地选调100多位优秀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教育学者充实教材编写力量,与人教社原有教材编辑一起,通过会战的方式集中攻关编写了一套全新全学科的统编教材。如小学语文的陈伯吹、陆静山、袁微子、张田若、霍懋征(借调)、吕敬先(借调),中学语文的吴伯萧(副总编辑)、张毕来、王泗原、刘国正、董秋芳、黄光硕、冯钟芸(借调),汉语的张志公、吕冀平、郭翼舟、徐萧斧、刘诗圣、陈治文(借调)、周振甫(借调),历史的巩绍英(副总编辑)、陈乐素、邱汉生、苏寿桐、马精武、王永兴、姚涌彬、寿纪瑜、汪篯(借调)、杨生茂(借调),地理的陈尔寿、叶立群、王维屏(借调)等,数学的余元庆、孙士仪、吕学礼、张孝达、张玺恩、李润泉、夏有霹,物理的雷树人、窦国兴、董振邦、刘克桓,化学的梁英豪、许国培、许印章、刘逐生、程铭荣,生物的刘默耕、徐晋铭、郑实夫、李培实、李次卿、王以诚、孙传贤、叶佩珉,政治的萧垠、才晓航,体育的王占春、苏竟存(借调),教育学心理学的戴伯韬(副社长、副总编辑)、陈元晖、曹孚、王铁等。这些人后来大都留在人教社各学科编辑室,成为以后多套统编教材编写和审查的骨干分子和中坚力量。

  第二次在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1978年2月分管科教工作的同志在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上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据此,教育部从各省区市抽调200名优秀教师和知名专家,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分12个学科编写组在北京香山饭店进行教材会战。负责人是浦通修(教育部副部长)、肖敬若、戴伯韬、叶立群、张玺恩。成员(略),主要负责人有:小学语文袁微子,中学语文刘国正、黄光硕,历史苏寿桐,政治姚森、李松年,小学数学李润泉、曹飞羽、夏有霹,中学数学张孝达、吕学礼、孙福元、于琛,物理雷树人,化学武永兴、梁英豪,地理陈尔寿、叶立群,生物叶佩珉、徐晋铭、任树德,常识李培实、刘默耕,英语张志公、唐钧、刘道义,俄语罗玲、汪震球,体育王占春。这些人也大都留在人教社编辑室工作,不但为编写当时的统编教材提供了人才保障,而且为以后几十年统编教材和多样化时期教材的编写储备了一批专业优秀人才,其中一些人退休之后至今还在继续工作并坚守在教材建设阵地。

  民国时期出版发行机构数量繁多,成分复杂。解放区负责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机构——新华书店,主要承接中央出版局编印图书的出版、印制和发行工作。毛主席亲自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建国后,作为意识形态重要领域的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其公有化、国有化步伐应该比其他行业更为领先,尤其是像政治书籍和统编教材的出版、印制、发行和供应自然也就成为国营的范畴。与之相对,1949年10月3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会议闭幕词中明确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技术上可能印得好些,价格也便宜些,发行也免得浪费。”因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这次会议既为全国新华书店在政策上组织上制度上业务上走向集中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国家统一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尤其是发行也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渠道保障。从此以后,新华书店作为国家官方的书店和国有图书发行企业,进入了迅速发展的崭新历史时期,其发行网点遍及全国城镇,逐步成为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统编教材发行的主要渠道。

  统编教材虽然不是中国的专利,也不是建国之后才有的,然而建国70年统编教材最持久和成功,而且在实施统编教材政策过程中还能够做到能放能收、收放自如。如果将其与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与旧中国历届政府实施统编教材的强烈意愿和失败经历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控制力、经济形态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教材编写的质量水平,是制约统编教材政策推行成功与否的三大要素。同时,专业的教材机构和队伍配备、统一的出版和发行制度以及科学的教材研究和实验,是统编教材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基本条件。

  (一)党的领导和国家重视是统编教材政策的根本保证,统编教材必须充分体现党和国家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领导。70年来,、、习等历代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统编教材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统编教材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始终起到了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大作用。不仅确定和实施了教材的国家集中统一制度和统编教材政策,而且加强了统编教材机构和队伍建设,明确了教材编审的指导思想和文史教材的选材原则等重大问题,使其成为坚持党的领导、坚守正确方向、服务国家战略、体现国家意志、落实育人目标、培植红色基因的坚强阵地,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教材建设事业不断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统编教材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

  教育及其内容呈现的教材都是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一部分,教材不仅关系教育质量、立德树人和文化传承,也关乎国家事权、国家意志和国家安全,是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统编教材是国家教材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石,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是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最佳途径,必须充分反映党和国家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从这种意义上看,统编教材不纯粹是教育教学的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方向问题、原则问题。因此,一定要从政治的战略高度看待这个问题,坚持统编教材的政治思想性为首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准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把好育人育才的重要关口,把党的领导和主张以及国家的意志和理念落实到统编教材建设和学科教材内容之中。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统编教材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教材政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教育受制约于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教育的一个基本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开始就通过国有化改造和建设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含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这种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必然导致其所蕴含的社会各要素和事业的相应改变,从而使集中统一的教材制度——“国定制”成为新中国唯一且必然的选择。我国70年统编教材制度(包括出版发行),乃至公立学校制度和教育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自发的,而是必然和其他社会要素一起,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主要标志,也是全国统一的教材政策以及整个教育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根本依据。因为只有依靠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的力量,包括政府对全社会特别是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强有力的领导力、控制力,才能利用制度优势集中全国力量编好“国定本”教材,并确保其在全国各地得到有效实施,也才能根据社会发展和形势需要真正做到能放能收、收放自如。可以说,我国统编教材建设既适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客观需要,又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及其教育事业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和具体抓手。

  70年统编教材建设的历史过程,也是教材工作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随着我国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全国集中统一的教材体制和政策也相应地得到调整。其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中小学教材在国家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了多样化政策。在新时代新时期,则应建立和完善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新的教材政策和体系,坚持“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习总书记强调:“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这一论断为当前和今后统编教材和整个教材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工作遵循。在教材建设上,因循守旧或者大破大立,都是违反教育和教材自身发展规律的,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要在继承中创新、在改革中发展,健全国家教材制度,完善教材建设体系,正确处理教材的统一性和多样化、国定制与审定制的关系,构建和完善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统编教材和非统编教材有机结合的教材体系,既不以教材多样化政策而完全消除长期存在和国家需要的统编教材,也不以新的教材统编政策而否定非统编教材的意义,无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水平的多样需求,继续发挥统一教材制度的优势,进一步把统编教材建设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一项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抓紧抓好。

  (三)提高质量水平是统编教材建设的核心任务,必须集中力量和智慧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统编教材

  质量是教育教学的永恒话题,也是统编教材的生命线。统编教材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组织编写、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是国家级、高水平、权威性的教材,是全国亿万师生教学的主要精神食粮,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其质量水平至关重要。否则,统编教材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落实下来、持续下去。无论是教材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还是教材的设计质量、印制质量,都是所有使用者以及学界乃至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甚至教材里的一篇选文、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以至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成为人们热议的线年统编教材发展的历史来看,教材编写的质量和水平,是统编教材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制约统编教材政策推行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旧中国统编教材失败的反面教训中,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必须坚持育人为本、质量为重,把不断提高质量作为统编教材建设的核心任务,摆在教材工作的突出位置。

  统编教材建设尤其是编审环节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综合工程、限期工程,责任大、任务重、要求高、时间紧,提高教材质量的工作需要统筹兼顾、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借鉴以往举全国之力调人、会战、留人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加强政府统筹协调作用,调动各方力量各种资源,尤其是全国优秀的专业编写者、著名学科专家和一线名师,大力开展协同攻关,形成强大合力和新机制,促进教材质量迈上新水平。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适切性和相关性的关系,处理好传授知识、发展能力和培养个性的关系,在解决好教什么、怎么教,学什么、怎么学这一教育核心问题上下功夫,在教材精编细选、精益求精、科学严谨上下功夫,确保教材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印制质量,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材体系。

  (四)专业机构和人员是统编教材发展的重要保障,必须打造一批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教材建设队伍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情还是得由专业的人来做。教材不同于文学创作、科学探索,也不同于通俗读物、科普读物;教材既有特定的目的,又有必须遵照的规定,还有特定的读者对象;编撰教材既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共同性问题,也有更多各科要分别解决的特殊性问题。说到底,教材是个专业,教材编写是门学问,教材建设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尤其是国家级、高水平、权威性的统编教材,非得有一批一流的、专业化的编审队伍和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完成和保证不可。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编好统编教材“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严复也曾说过:“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70年来统编教材建设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表明,教材编写应该以专职的为主,同时聘请有丰富经验的优秀教师(如50年代统编语文的霍懋征、吕敬先,数学的王企贤,生物的郑实夫等)和学有专长的学科专家(如50年代统编语文的吴伯萧、陈伯吹、张毕来,汉语的吕叔湘、张志公、周振甫,历史的巩绍英、邱汉生、汪篯,数学的刘熏宇、孙克定,地理的田世英、王维屏、储亚平,生物的方宗熙等)担任编者或主编,形成一支专业编写者与学科专家、优秀教师三结合的编写队伍。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一生奉献新中国统编教材编审事业,并以此为职业直至在人教社退休的一些教材专家(略),他们经过组织推荐和选拔,来自全国各地,工作一天到晚、一年四季甚至一辈子,主要干了一件事——编写教材、琢磨教材。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教材专业化程度较低,教材专业机构很少,专业人员缺乏。具体到学科教材编审,普遍存在着经验多、研究少,兼职多、专一少,单一型多、复合型少等问题,尤其是急缺集学科研究、教学经验、编辑素养于一身的教材专家。加速教材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既是历史经验总结的一个重要结论,又是当下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要深入研究新时代对教材专业化、职业化的新要求,进一步扩充教材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通过设置课程教材专业、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培训、确定教材行规和标准、吸引优秀人才编写教材、建立教材审查专家库和文献资料库、扩展国家教材研发基地等一系列举措,实现教材专业化认证、专业化机构、专业化队伍、专业化制度、专业化标准、专业化管理,着力造就引领和适应新时代教材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新生一代。

  (五)统一出版发行是统编教材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t36cc香港报码。做好统编教材工作需要出版发行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

  实施统编教材政策,还涉及教材的出版、印制和发行,这也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教学秩序的重要工作和政治任务,政策性强,牵涉面广,需要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新中国70年历次统编教材之所以顺利推行、成功实施,特别是始终能够做按时足量供应学校使用,与国家具有一个统一完善的出版发行体系是分不开的。其中,覆盖全国的新华书店自始至终负责各片区教材生产造货和供应工作,顺利完成了“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政治任务,为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反,旧中国统编教材之梦之所以难以实现,除了政治经济和教材质量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解决好,就是没有自己的一套发行机构和体系,因而受制于各大坊间书局。因此,统一的出版发行制度是做好统编教材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无疑是我国统一教材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做好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工作,仍然需要教育部门与出版发行部门共同努力、协调配合。要珍惜双方长期建立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出版尤其是新华书店整体优势,确保其在教材特别是统编教材发行的主渠道地位,坚持和完善统编教材编写、审查、使用与出版、印制、发行一体化建设机制,树立学生利益高于一切和一盘棋思想,以大局利益为重,规范教材发行管理,理顺教材发行渠道,研究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做好服务学生、服务学校、服务人民的工作。

  (六)科学研究是统编教材创新的奠基工程,加强教材研究和实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体系提供强大支撑

  没有教育科学就没有科学的教育,没有教材的科学研究也难有高水平的教材。教材的重要性、专业性、创新性及其编写出版周期长、学科多、难度大等特点,决定了这项极为特殊的工作需要未雨绸缪、研究先行。新中国70年几代统编教材主要编写者大都是本学科的学问家或学科教材专家。教材审查者更是如此,其中集学科、教学和教材研究于一身的名家也有不少。他们学术造诣高,研究功底深,有着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对教材编写自然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从而成为保障统编教材质量的“压舱石”。我国对教材研究和实验的自觉始于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逐步认识到:建设一流的统编教材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要有“教材会战”的搏命精神,也要有长期的扎实的研究实验和学术积淀;既要有熟练的业务技术和专业能力,又要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和永不满足、不断探索的创新能力。1983年由小平同志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一个例证。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流的教材编写离不开高水平的教材研究做支撑,必须全面提升教材研究和实验水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新时代的统编教材建设也得有长远打算和尽早谋划,其中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加强教材的研究和实验。新形势特别是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的全面实施,给统编教材以及整个教材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新要求。比如,大中小教材整体规划、教材管理体制创新、学科教材体系建设、教材数字化进展、教材专业机构和队伍建设、教材出版发行规范、教材培训和试教试用,各科教材衔接和联络、教材深度和广度的把握、教材结构和组织、学科教材和一般教材理论体系构建等,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也都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毋庸讳言,目前我国专门研究教材的机构和人员不多,教材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不高,教材研究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专业,这与当下教材事业快速发展的好势头不相适应。因此,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教材研究和实验工作,既是统编教材历史经验的一个启示,也是教材工作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教材的科学研究与建设事业的关系,将教材研究和实验列入教材建设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要在全面梳理国内外教材发展和研究成果和文献的基础上,强化包括统编教材在内的教材的一般理论、重要政策、重大实践以及各学科教材体系及其配套资源和数字化的研究,力争实现各学科使用一套教材、实验一套教材、研发一套教材的良性循环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教材科研规划、构筑专门化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创立教材学术组织和杂志、设立教材重大研究课题、扩充教材重点研究和实验基地、建立教材研究成果交流和奖励机制等,推动教材科学研究水平上台阶,从而为保障教材创新、发展和繁荣提供强大支撑,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教材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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